1986年，祁家威召開了一場「國際記者會」，宣告自己的性傾向，成為台灣首位公開出櫃的同志。2000年，祁家威第一次具狀聲請同性婚姻釋憲，最後以大法官拒絕受理告終。2015年，祁家威與台北市政府先後提出同婚釋憲聲請。從公開出櫃開始，30年來，祁家威無數次向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機關請願、抗爭，要求給予同性伴侶婚姻合法登記，皆遭駁斥拒絕，直到今年2月，司法院宣布大法官會議將就同性婚姻釋憲聲請案召開言詞辯論庭。這位一生為婚姻平權奮鬥的台灣同志運動第一人，終於等到國家體制正面回應的一天。

有一個同志，讓所有人仰望

對中年以上的同志，祁家威當年轟轟烈烈的出櫃，以及他在90年代投身愛滋防治，穿著奇裝異服在街頭發放保險套，是難忘的回憶；而年輕酷兒對祁家威最深的印象，或許是每年同志大遊行，抬頭仰望時，在不知名的高處揮揚大大彩虹旗的模糊身影。偶爾遊行隊伍中會傳出小聲探問：「欸，那裡有人揮旗子耶，誰啊？」「你不知道嗎？那是祁家威啊！他每次都會來。」那面空中奮力揮舞的彩虹旗，彷彿成了同志遊行不可或缺的儀式，一種精神象徵，提醒所有參與者，有一個人已經為同志平權奮鬥了三十多年，至今不懈。而祁家威說，對於如此帶有戲劇表演性質的場面，他的初衷不過是「最少要有一個同志，讓所有人抬頭仰望。」

時間回到2003年，第一屆台灣同志大遊行，祁家威帶著陪他參與三次紐約同志大遊行的彩虹旗走上台北街頭。在衡陽路上，他注意到坐在公車上的人，行經遊行隊伍，一定會低頭往下望。「低頭看人，就是輕視，一旦仰望，自然興起崇敬之心。」於是祁家威立刻站上一輛送貨車，要所有經過的人車，都必須抬頭看向他。從此以後，只要是遊行，他必定要找到制高點，「這也是一種心戰，不能讓同志被輕視。」

我是革命家、社運者、Dayway Chief

祁家威公開出櫃那年，常被定位為台灣同志運動的起點，但對他而言，早在高中向師長同學宣告自己愛同性的那刻，已是投身運動的開始，只是真正以實際行動推動平權，契機卻是愛滋病的爆發。80年代初，愛滋在美國同志社群造成嚴重恐慌，意識到台灣也將無法避免愛滋的影響，祁家威主動向衛生署自薦，可以協助做高危險群的防治。他在男同志聚集地台北新公園（今228公園）一方面宣導愛滋防護，一方面鼓勵朋友們爭取婚姻平權、同志人權。「當時大家都覺得是天方夜譚，不可能的事。」祁家威笑說，就算他後來開了記者會出櫃爭平權，公園的夥伴們還是覺得他簡直是發神經，那是一個沒有人相信同志平權可能成真的年代。

為何面對種種挫折及不理解，祁家威還能懷抱永不失望的熱情與信心？他說起了父母的影響：「從小家裡對我們的訓示，就是只問事情對不對，該不該做。該做的話，就問你能不能做，會不會做。」祁家威回憶，他的父母一向鼓勵孩子多方嘗試，打破思考的框架。「小學快畢業時，我家是端午吃月餅，中秋吃粽子。」再怎麼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都不是一成不變不能打破。在父母開明的教育下，高中時祁家威將自己原本的英文名字David改為自創的Dayway，又將祁的英文拼音由Chi改為Chief。「day是一天，way是方法，過一天的方式就是生活，Dayway Chief就是生活的領袖。」他更自詡為革命家與社運者，是一個改變觀念與制度的領導者，而使命的核心就是推動婚姻平權。

婚姻平權就是同志平權

年輕時祁家威就勇於衝撞政府體制，向政府要求與伴侶登記結婚，聲請釋憲，屢戰屢挫，屢仆屢起。這次大法官會議終於決定將他與北市府的聲請案併案審理，他滿懷樂觀，卻也擔心結果不如預期。戲稱自己是禍害遺千年的祁家威說：「我是命長的，還能再等，但有些人已經等不下去了。」問他為何對推動婚姻平權如此執著，他毫不遲疑地說：「婚姻平權就是同志平權，婚姻平權不是同志平權最重要的一項，是唯一。」所以他堅持不能是專法，不能是反歧視法，只有修改民法將同志無差別的納入婚姻之中，國家才真正在法律上確立同志的人格與尊嚴。

從少年到白髮，祁家威當年在新公園對夥伴立下追求平權的不可能之夢，或許到了最接近開花結果的一刻。他骨立削瘦的身影三十年如一，歲月在他臉上刻畫的痕跡更顯蒼勁。儘管常是獨自現身同運場合，他充滿自信的堅定語調，總讓人覺得他不畏孤單。然而提起去年獲頒酷摩沙獎「酷兒先鋒獎」時，祁家威難得遲疑了一會：「這算是很大的肯定，至少那麼多年，有人覺得我做得不錯，對我意義很大。」或許在同運的漫漫長征路上，他也曾有過寂寞的一瞬。

無論如何，我們總會知道，在同志要求社會「平視」的此時，那位年年站在高處，讓所有人仰望的身影，仍會在平權路上，與所有人並肩奮鬥，直到當年他許下的願望，向光折射出最美麗的彩虹。

■文／ 林思慧‧攝影／ Hedy Chang

本文轉載自LEZS25〈站在高處的那人—祁家威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