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莫琳．達菲，攝於一九六○年代初期。

莫琳．達菲，現年八十四歲。首位公開承認女同性戀身分的英國女性。
他在一九六○年代初期出櫃時，大多數男同性戀及女同性戀者都還躲在衣櫃裡。英國倫敦伯爵府（Earl's Court）及美國紐約蘇活區（Soho）都有許多知名同志酒吧，遍布大城市各處，但女同志酒吧卻鮮為人知。而一系列知名人士的同性戀判決，其中特別是一九五三年約翰．吉爾古德爵士的案件，讓整個風波來到最高點，促成沃芬登委員會成立，深入研究男性同性戀以及相關問題。
於是衣櫃裡的人開始緊張，某部分原因是勞動階級中，維持表面和平的潛規則是：「敏感話題避而不談」，我們這群男男女女平常緊密地生活在一起，經過大學三年生活，卻不知道其他人中有誰是同性戀。

▲莫琳．達菲（圖片／Maureen Duffy臉書）

相信大多數英國人都認同法國人更了解性，或至少對性的態度更開放，所以當我坦白面對自己時，我向西蒙波娃（Simone de Beauvoir）所著之《第二性》（The Second Sex）尋求啟蒙—我沒有失望。讀過他的論述後，我想：「好，一切沒有問題了。」但對於下一步該怎麼做，我要去哪找出其他人，仍舊是個問題。
幸運的是我當時的「伴侶」（一個現代的詞彙）認識一名同性戀牧師，邀請我們和他的「男朋友」一起去堤岸車站（Embankment）的酒吧，或許可以在那邊找到更多衣櫃裡的女孩。接著我發現自己在切爾西（Chelsea）堤岸區的通道上，對著點唱機跳舞直到酒吧打烊。因為直接離開可能很危險，有時候會有一些人在外面等著謾罵我們，甚至對我們吐口水，大聲叫喊著：「來我這裡吧，小可愛，我來好好開導你！」看似親切，卻可能充滿威脅。

同時，男同性戀除罪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。一九五七年沃芬登報告帶來很好的效應，我堅信起訴男同性戀者是錯誤行為，也認為同性戀一直以來都是人類天性的面向之一。我也愈來愈意識到，儘管各種形式的媒體都愈來愈強力地呼籲法律改革，但其中反對聲浪也愈發明顯，事實上也有女同性戀者因此退得更後面了—佯裝成一群找不到男伴的單身女性。最後我決定寫一本風格與多納德．詹姆斯．韋斯特（D.J.West）所著的《同性戀》（Homosexuality）類似的書，談談我們做什麼工作、我們如何生活，企圖達到平等。所謂「同性戀」一詞，其實被誤譯了，應該是源於拉丁文「homo」，意為「人」，而不是希臘文中的「同」。

▲莫琳．達菲著作《縮影》（The Microcosm）（圖片／Maureen Duffy臉書）

因此，我用笨重的錄音機訪問了一些女同性戀者，草擬一份大綱，交給我的經紀人，安排和出版商安東尼．布朗（Anthony Blond）開會，他的出版物經常被認為傷風敗俗，例如*《新倫敦間諜：大城市找樂子的私密指南》（The New London Spy: An Intimate Guide to the City's Pleasures）。*註：出版於一九六六年，介紹大部分旅遊書不會有的景點，倫敦的夜店、酒吧、俱樂部等。
然而，布朗認為：「如果你沒有社會學相關背景，沒有人會幫你出版。何不改寫一本小說？」回家路上我反覆思量，然後打電話給經紀人，告訴他我決定這麼做。於是我開始著筆寫下《縮影》（The Microcosm），一本被梵蒂岡、愛爾蘭列為禁書，接著南非也因為書中有黑人和白人往來的情節將其列為禁書。不過仍有許多女性寫信給我表達感謝之意，跟我說：「我以為全世界只有我一個。」小說出版後，我積極參與男同性戀者的運動—我受訪的電視片段仍可以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檔案中找到。

▲莫琳．達菲（圖片／維基百科）

一九六七年，沃芬登報告總算有了成果，但即使如此，一九七七年《同志週報》（Gay News）因為一首詹姆斯．柯爾庫普（James Kirkup）的詩，以耶穌被釘十字架事件為主題，被以瀆神罪起訴。為了回應此事，我發表了「褻瀆審判之歌」，等著大禍臨頭。但什麼事都沒發生。其實，英國國家世俗協會（National Secular Society）的祕書也同樣遭到起訴，因為在刊物中散播柯爾庫普的詩作。布里姬．布洛菲（Brigid Brophy）和我都出席了他的審判現場，以表達我們對他的支持。英國逐漸開放了，先從承認民事伴侶關係，後是同性婚姻—除了北愛爾蘭。但世界各地仍有許多LBGTQ族群因此被起訴、遭受酷刑，甚至死亡。

我第一次坦承面對自己時，還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，同性戀被汙名化或嘲笑。對大多數人來說，不管男女，最好是藏好他們可怕又可恥的祕密，因為這會讓我們脫離「正常」社會和規範。英國及美國的有錢女性，例如葛楚．史坦（Gertrude Stein）、瑞克里芙．霍爾等人，戰爭期間就躲在巴黎。而我們其他人沒有這種選擇，不是繼續活在祕密裡，就是像我一樣鐵了心，厚顏無恥地生活著。一九八○年代，我發現自己又再次必須站出來反抗柴契爾夫人（Maggie Thatcher）的*「第二十八號條款」。之後愛滋病盛行，我曾寫了詩作準備在三位朋友的葬禮上朗誦。我們已經走過漫漫長路，但永遠不要忘記，時光可以倒流。
*註：柴契爾夫人執政時期，嚴禁媒體、學校等機構對同性戀進行正向宣導，要求必須宣導傳統道德價值觀。

延伸閱讀：書摘》女同復仇者

■本文節錄自〈莫琳．達菲〉‧ 作者／馬修．陶德（Matthew Todd） ‧收錄於《當彩虹昇起：LGBTQ平權運動紀實》‧ 時報出版授權轉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