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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Z's VIEW 好好看世界  2017-03-14 21:26:35
她和她的T媽媽,有時還有媽媽的女朋友

■文╱李屏瑤‧攝影╱黃亦晨

 

編按:

2014年《我和我的T媽媽》正如火如荼拍攝時,LEZS特約編輯李屏瑤為我們專訪了導演黃惠偵及製片Diana。如今兩年多過去,短片《我和我的T媽媽》成了長片《日常對話》,並為台灣奪下首座柏林影展泰廸熊紀錄片獎,將於2016414上映。在期待欣賞這部動人的紀錄長片前,讓我們重新回顧當年的精彩訪問。即將出刊的LEZS25,LEZS也再度訪問到黃惠偵導演,這回我們將從《日常對話》切入,傾聽電影拍攝過程中,帶來的愛與和解的功課,敬請期待! 

 

 

名字很直白,《我和我的T媽媽》(暫名)紀錄片正在拍攝中。

 

主角是導演黃惠偵的媽媽,媽媽是女同志,是擔任牽亡陣的法師,是帶著兩個女兒逃離家暴丈夫的單親媽媽。這個故事放著十幾年,每隔一陣子就在心裡起波瀾,等到惠偵也成為一個女兒的媽媽,故事終於在今年(2014)破土而出。提案拿下2014亞洲電影基金(ACF)、新北市電影製作,以及2013 短片輔導金等補助計畫,預計在2015年製作完成。

 

 

惠偵與製片Diana是在提案過程中認識的。Diana在國外長大,想找台灣的團隊合作。Diana說,「同志對我來說不是新的議題,回台灣也很想知道台灣的導演們關心什麼議題,惠偵是第一個來找我的,我當時還沒決定要做這部片,但是感覺到這個故事已經放在心裡十幾年,想要把這故事說出來,可以感受她的迫切跟力量。有保持聯絡,繼續溝通,也因此成為朋友。」後續的一年多,她們偶爾碰面聊這部片,Diana發現惠偵要說的故事層次很多,還有很多內容可以挖掘出來,才想要一起拍片,決定接下製片工作,開始尋找資源跟團隊。

 

 導演黃惠偵與製片Diana是在提案過程中認識的

 

變成一個「正常」的人

壓抑了太久,故事反而千頭萬緒,不知從何說起。源頭來自於1998年,惠偵二十歲,當時她還跟著媽媽做牽亡陣。「遇到一位紀錄片導演來拍我們,才發現原來只要一台DV就可以拍東西,也才知道有個東西叫紀錄片。當時就想要買一台DV,說我自己的故事。但是要說什麼,我還沒有想得很清楚。」惠偵回想,「一般人對於陣頭的印象,是底層的文化,多數人會覺得是低俗的,甚至認為做陣頭的孩子就是中輟跟飆車。我的確中輟,但除了中輟這張標籤之外還有其他面相,我想要自己來講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,過著什麼樣的生活。」

處在一個不認同自己,不認同陣頭,不認同母親身分的時期,惠偵想要離開原本的環境,去做所謂「正常」的工作,想要變成一個正常的人。1999年她去新竹做自然導覽,後來輾轉回到台北,進台灣國際勞工協會(TIWA)工作,一直想拍的媽媽沒拍成,反而為了移工議題拍了第一部紀錄片。當時她二十幾歲,認識了一群作社運的朋友,也因為他們,惠偵才有機會進到TIWA等運動團體工作,比較看懂「社會結構」,找到一種不同的觀點看自己和原生家庭。

 

開始工作之後,更沒時間說自己的故事,2012年她生下女兒,決定辭去工作專心帶女兒,故事又回頭來找她。她先寫好大綱提案,單純地想知道這個故事有沒有人想看,反應跟回饋都不錯。提案後不久,婚姻平權法案送到立法院,更後來,是1130護家盟遊行。「到了現場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,那麼多年過去,我以為社會是有進步的。我那天帶著攝影機去,被主辦單位問是哪家媒體的,我說是獨立製片,他們要我去換證,我說這是公開場合,我有拍攝的權利,結果他們就叫了一堆糾察隊來把我圍起來。」她說,「這群人我不覺得可恨,而是覺得可悲。在想有沒有辦法創造一個對話的機會。除了是我自己想完成的夢想,也剛好在這時間點,更應該把故事拍出來。」

 

 黃惠偵導演:「我想要自己來講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,過著什麼樣的生活。」

 

同志要出櫃,同志的孩子也要

拍攝至今,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讓媽媽說話。這大概是東方家庭普遍的困境,不太能表露感情,父母跟孩子之間難以找到溝通的語言。「我媽沒有受過太多教育,不是很擅長用語言表達她的想法,她遇到什麼事情也不太會說感覺,會跟女朋友講,但不會跟小孩講。我也在這過程中學習怎麼去對話。」惠偵說,「拍片的過程每個人都有一些改變。到我去拍我妹那天為止,她都沒跟人說過她媽是女同志;然後上禮拜她在臉書貼這部片的資訊,說這部片的導演是她姊,主角是帥氣又可愛的媽媽。我就跟我妹說,『妳終於出櫃了。』。」

 

不只是同志需要出櫃,同志的父母或孩子也需要出櫃,而作為同志的小孩,在過程中可能會更辛苦。從一父一母兩女的家庭逃離,十歲之後固定的家庭成員,就是惠偵、妹妹、媽媽跟媽媽的女朋友,女朋友偶爾會換,小時候覺得這樣很正常,也許每個媽媽都會有要好的女朋友。直到十幾歲,她聽到其他大人說這樣是變態。「回家就看我媽,哪裡像變態,當時就在心裡埋下懷疑的種子;那時候是一九八幾年代,媒體上看到的訊息都是負面的,就覺得這樣好像不對。就像現在報導移工,都呈現很極端的面向。」也是在拍攝的過程中,她慢慢發現,這不光只是一個女同志媽媽的故事,更是她跟她媽媽之間的故事,這個同志家庭可以置換成各種少數,可能是精障、愛滋、外籍配偶,各種少數的污名跟壓力。「當我發現我媽是同志,我感到的困惑跟困擾,不是因為我媽,而是是社會帶給我的。如果作為同志小孩有社會壓力,是社會帶來的。」惠偵如是說。

 

 

▲製片Diana:「惠偵是一個全職的媽媽,反而讓她成為一個更細膩的導演。」

 

當導演之前,先當好媽媽

因為這故事太私人,太貼近,製片Diana說一開始有點緊張,怕提出不同意見會被視為一種攻擊。但長久的沈澱是有效力的,Diana認為惠偵已經想了很久,過濾了很多雜質,拍攝過程中即使意見不和,他們還是可以順利地討論。

 

她們的拍攝團隊像個大家庭,Diana笑稱惠偵的女兒才是老闆,將西方的工作經驗帶來台灣,Diana試圖建立一個融合專業與人性化的團隊。「我們在討論的議題不光是同志,不光是多元成家,不光是媽媽跟媽媽的媽媽,或是媽媽跟小孩的關係,牽扯到生活中很多的環節,惠偵要真正拍好這部片,說好這個故事,就必須在一個能支持她做媽媽的工作環境裡工作。」Diana補充,「惠偵是一個全職的媽媽,反而讓她成為一個更細膩的導演。」她也慶幸惠偵沒有被主流價值觀弄壞,能夠突破各種框架。

 

Diana怎麼看待這部片,她認真地思考,尋找貼近的形容詞。而Diana說,「這是關於一個女兒如何去原諒、暸解,去愛她的母親。」Diana說,「我希望我們社會的每一分子,都能透過不同的交流,去暸解社會上不同的人,我們要去挑戰什麼是正常?什麼是不正常?什麼是主流?去暸解社會裡不同的人。」站在故事原點,開啟一場逆流而上的追尋,這很困難,而她們持續披荊斬棘,為了說出一個好故事,也為了建立一座可能的橋梁。

 

本文收錄於LEZS15,典藏雜誌,請於女人國官網購買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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